文化

谈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华文化的源流悠长,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她的一个根本核心也正与此有关,中华文化中保留了先民在氏族社会中的道德至上的认知,所以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历经数千年而不坠,在应用的层面上也许打上了各种各样的时代印记,但其核心却无疑是先民的道德主义。把她说成是封建的东西,有点不恰当地增加了她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在欧洲和中近东的文明古国,历经三次日耳曼人的大迁徙和多次毁灭性的兵隳,虽然结果也不至于全民尽墨,但人们由于经常遭遇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之痛,难以再保持中正平和的心境,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走向两个极端---伊斯兰和西方的极端现世主义,这才是诸古文明尽皆失落的根本原因。和这两者相比,中华文明明显处于一个执其两端、用其中间的状态。西方文明在其早期也一样具有这样的道德主义至上的时代,如所谓的荷马时代。后来诸古文明的湮灭,其原始社会的黄金时代的宝贵遗产荡然无存。所以,说西方要向孔老二或者向中国人学习,是一种不恰当的专美之辞,人家本来也是有的,只不过后来失落了,更恰当的说法是主动抛弃了。 孔老二并非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开路人,他自己也说是述而不作,确实他所做的也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他先秦诸子也多是述而不作,如墨子和老庄。所以在先秦诸子中,言必称先王、言必称尧舜的人所在多有,甚至是进步的和激进的法家都未能免俗。真正又述又作的是法家的几位如韩非先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实际上诸子是同源而殊路,都从先民的生活基础出发,从自己认为最重要最对未来有启示意义的途径入手,治学的方式方法都差不多---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有诸子的目的倒是相当一致---经世致仕,连庄子都当了一回漆园小吏的职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现世道德主义的催化之下,在中国民众中较早地形成了中华一统(对内)和世界大同(对外)的理念。在这种思维的框架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将没有任何市场。所以郑和虽然七次下西洋,但并不趁机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1582年---1610年,意大利的利马窦曾定居中国,对此感到难以索解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而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是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一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与欧洲人;欧洲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别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似乎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筋疲力尽,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那样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而在西方哪怕是军力失去平衡,都被视为一件极端危险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强盗之间需要相互设防的心态,所谓均势战略就是适应强盗的安全需要。

  从字面理解,中国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的世界统一目标倒是非常一致。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在表面相同之下存在着根本差异。世界大同是没有人拥有和需要航母,而世界统一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没有。在最终目标世界大同未能实现之前,和平共处、相互尊重是其合理的第一步,而单级世界、党同伐异则是世界统一的决定性一步。

  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时,所根据的并不是的某一项原则,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现世道德主义或者是作为孔老二不自觉的信徒。作为人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虽然用语粗俗,倒不失当年中共的本色---多半都是乡巴佬出身。正是因为它体现的是意识形态,所以就不能够长期有效,最终随着意识形态而消失。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必定会随着中国人而代代相传,我坚信:无论以后中国是什么人什么党派当政,如果世界大同的理想无由实现,那么和平共处的调子一定会被中国政府唱到地老天荒。

  根据老毛的总结,从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者都打过中国,除了最后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之下投降以外,其他无不以签署不平等条约告终。有人说是因为政治制度腐败(其中不少是希望取而代之的革命家),有人说是因为经济技术落后(其中很多是想开工厂挣钱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击中要害,关键在于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均不知道西方强梁是何等样人,缺乏合适的坚决的应对措施,正是因为如此上下没有能够形成共识,投降派和汉奸能够大行其道,主战派不能够凝聚全国的力量与敌对垒。 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到来之初,中国皇帝还希望他们成为恭顺的朝贡者。不过也还算是头脑清醒,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鸟,为了防止他们赖在中国不走,还曾下令禁止番妇来华,不让你们带老婆,看你们能赖多久。等到他们翻脸开打的时候,中国人才发现国防四处漏风,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对敌,茫茫然陷入了历史上最不知己不知彼的战争,其结果可想而知。许多人只说中国当时如何腐败落后,却全然不顾中国完全是措手不及的尴尬处境。而西方则经过长期的周密的了解和准备,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难道是说瞎话吗?

  今天很多人谈论当时朝廷应对多所谬误,决心迟迟动作缓缓。殊不知当时朝廷除了知道他们是坏蛋以外,完全不知道他们如何坏法以及坏到何种程度。所以在应对措施上,始终没有适当的尺度。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冯友兰先生还希望采用打进来、赶出去、请进来的简便方法。不管怎么说,只要是政策已定,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一点,至少是不用瞻前顾后。打东洋鬼子打得不怎么样,长沙大火河南大水无不叫国人上气,但也还是打到了最后的胜利;而在朝鲜打西洋鬼子,就打得很不错嘛。可见就算是落后,洋人船坚炮利,只要不是被他们出其不意暗算,事情尚有可为。政府难道很清廉,志愿军难道武器先进,可见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资料显示,在183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占29.8%(西方为31.1%);1860年,中国仍然占19.7%(西方占53.3%),鸦片战争失败完全不是综合国力落后的原因。在领土和人口方面,西方诸国也完全不能与中国匹敌。在战略上西方是劳师以袭远,竟然能够战而胜之,这就不是一个船坚炮利的武器优势所能抵消的,也不是落后和腐败所能够解释的。

  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时,发现民众是一盘散沙,缺乏民族主义精神;鲁迅也常常怒其不争;这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世界大同理想的曲折映射。把西方强盗看作是某种可以怀敌附远的良民,把强盗的子孙当作和我们一样的人,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主义在新时代的顽固表现。实际上直到1989年,大陆还有许多人(也包括我本人)相信只要中国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美国就会愿意与中国和平共处了。实际上,中华文明的核心---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比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要深沉有力得多。世界大同只要向前迈出一小步,就是汉奸主义;要回头走好几大步,才会到达正当的民族主义的边缘,许多的中国人走了几辈子,也没有能够形成中华种族主义。而美国的所谓鸽派都称得上是白人民兵(如克林顿),相对我而言,美国人用词要不客气得多,如诺姆斯基先生就说克林顿、布莱尔之流是黑手党老大。从这里一黑一白的差别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多么的不同。

  文明的差距实在是非常之大,日本人受西方毒化之后,变成世界上道德最败坏的屠夫之国;而中国人被杀几千万,许多中国老百姓在自己孩子都挨饿的情况下,还收养日本冷血父母的弃婴。日本人除了学会用汉字以外,完全没有接受任何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而且在学会汉字以后,写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源氏物语》,就在程度上就远超《西厢记》直追《金瓶梅》;如果让那些鸿儒耆宿看到,非气得吐血不可;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紫式部还是个女的。日本实际上是继承了西方极端现世主义文化中最为歹毒的部分,但它的面子上偏偏还保留着中国的风格。我的一些朋友从日本回来以后还盛赞所谓的汉唐古风,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真会骗人。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的苦难中,囿于无处不在的道德主义的影响,长时间不能硬起心肠向死敌下毒手,这才是多灾多难的中国深溺苦海而长时间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挽宋教仁的对联中所说的: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而国共两党带领中华民族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了一点东西,虽然不多但已经足以拯救斯民出水火了,这个过程是由国共两党接力进行,终于在手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五、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

  我认为从通俗的原则出发,说中华文明的核心是现世的道德主义,这个说法更为易于为人们所理解。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中蹒跚走来,道德至上的感召力普遍存在,几千年来从未失落,而是深入到现实中个人的心灵深处。只有这样,文明的延续才是真实的。文化典籍的保存只不过说明你有几本书而已,不能说成是文明没有中断。正如北京图书馆虽藏有西方上百万册图书,却不能说中国已经完全西化了一样。

  与中国情况相反,埃及虽然存在,但早已不是法老的埃及了,甚至不是其后裔或者是变种;希腊也仍然独立,却作为东罗马帝国的余荫普照的东正教国家,不再具有古代的人文和理性精神。在西方和中近东战乱连绵的年代,人们普遍需要心灵安慰和救济,这是宗教大行其道的良机,宗教的原教旨势力雄厚,上帝主宰欧洲达1000年之久,到今天中近东还有许多政教合一的国家。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多地服从先民道德主义的指引,所以能够在春秋战国的乱中趋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安享和平的时间和范围比较多。所以宗教在中国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也没有多少宗教迫害。晚清的许多教案,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宣泄,是国人和洋人矛盾的总爆发。

  在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中,集体主义或者说家族集体主义占有相当的地位,从根本上讲这种道德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结合了现实主义的私货。对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有相当程度的遏制,这一点也不断地被中外论者所反复发现。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没有失败的英雄,没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就是集体主义遏制个人主义的一般表现,失败的英雄和叛徒,无论在人格和个性上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必须为现实的正面和领袖人物让路。由于非主流人物易遭抛弃,所以内战往往比较迅速分出胜负,战乱更容易走向和平,中国历史上少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内战,往往是到了决战阶段,几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其实这也体现出集体的现实主义态度,孟子所强调的“以天下之所助,攻亲戚之所叛”的局面,经常在历史上重演,最近的一次就是国共两党在四十年代末的内战。如果不是美国出于冷战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开来第七舰队死保,恐怕台湾也不是那么固若金汤,老蒋说不定早就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杜律明廖耀湘这样一些著名的老部下为伍了。

  据说一个英格兰国王曾经在失败六次之后,终于在民众的支持之下,在第七次反败为胜,而中国就没有可能产生这么幸运的国王。蒋介石政权不过在执行“三大政策”时,从“联俄联共”到“靠美”,从“扶助农工”到“保甲连坐”,犯了两次大的错误忽视了民众的愿望,就迅速被中国民众所完全抛弃。今天台湾民众在选举中所采取的“西瓜靠大边”策略,轻易舍弃自己的最爱,大致上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翻版。

  实际上没有现实主义的根基,道德主义就不可能持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道德教化的感召力,现实主义就不容易落到实处。他们的有机结合而又互为促进,形成威力无边的现世道德主义,几乎是无孔不入,即便就是在最残酷的改朝换代的暴力中,现世的道德主义一样在发挥它的巨大作用,起码是缩短了战争的进程和规模。柏杨先生说中国历史就是一本战争史,那是对着西方今天的和美国的历史,来有选择地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如果他肯去读一读欧洲的历史,结论会是什么样子呢?对着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十字军东征、八次反法同盟、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西方国家还合伙越界杀人,柏杨先生会想些什么呢?不过柏杨先生把中国人说得残暴无比,很明显会有热心的听众,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道德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华文明的现实主义也表现得极为充分。不做长篇大论的系统性文章,成为几千年来中华文人墨客的共识。这并非因为写书就没有实际效用,而是因为脱离现实比较远而已。李泽厚从哲学比较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普遍具有“实践理性”,即重实践优先于思辨理论,“内圣外王”“修齐平治”比著述立说重要得多。直到今天人们称颂仍然是什么“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所以就应该理解为什么“竹林七贤”能够名流千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名士推崇“逸隐”皇帝注重举“孝廉”,作为皇帝和士大夫的共同之处和结合部---存在着一条“终南捷径”。这种重实践和心灵安逸,轻思辨和系统著述,和西方相比,实际上是更关注人本身而较少关注外部世界。与晚近西方从基督教的泥潭罢足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极端现实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的。西方的一些人也常常取笑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都不能称为哲学家。实际上以西方的标准来谈论中国文化,则鲜有上得了台面东西。反过来用中国的标准来看待西方,西方蛮夷也难有值得称道的货色,而这正是中国在晚清时期还怀有老大心态的一大心灵支柱。

  办企业,大而全和小而全为主要特色,这中间虽然有出于防范战争的考谅,但企业办幼儿园和学校医院,恐怕就不是这个原因。有人说不懂时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有人指是建设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说法虽然不同,但共同性还是有一点的,那就是并不是按竞争的要求来看待企业的。在企业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铁饭碗,确实是解除了工人的最大隐忧,这既是在人民战争中对民众的“解放”承诺,也是人对于其本身的中国性摆不脱的自然表现,最终服从道德原则的指引---为民众谋福利,而不是相反为了竞争使用解雇等手段相威胁。在大陆的国有企业中,竞争和效率并不是最优先的原则,这是确凿无疑的,在以人为目的还是人服从经济目标的问题上,与西方企业有着根本的差别,在开放之初曾有日本人据此认为:在大陆只有工厂没有企业。

  虽然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一些不经意的话语也流露些许真情,曾经说过他只读过ABC,有的党史专家猜测那是指《宣言》。后来看张国焘的回忆,苏联的布哈林真的写过一本《ABC》的书,给那些读不懂大部马列的人学习。不管怎么说,决不会是读一本入门读物的中国乡巴佬得心应手的事业,人民战争和战时的某些宝贵遗产,也不是可以随便应用到和平时代的。虽然大陆搞过批林批孔,但在文革期间,到过中国的人如费正清等大都认为大陆更象是孔老二的祖国。几乎可以这么说,在说辞上70-80%是马克思的,但在实践上则70-80%是服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指引,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被费正清看破实在是不足为奇。

  在中国人中间,面子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也是道德至上主义的杰出表现。一个人可以没有地位和金钱,大概不能没有面子。面子大体上是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象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成绩第一一样。这代表个人在个体实践中的总体道德评价,所以中国人也特别地注重舆论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好面子这一点被革命家做了充分利用,在抗战期间,在敌后搞减租减息,地主若不服从则必定会被的农会戴上高帽子游行,以达到打击其面子的目的,使他们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从而解除他们的反对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面子击溃战”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人道主义的特质。当时在和日本侵略军作拉锯战,稳定的执法机构和监狱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实中缺乏司法强制的可能;同时由于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经济手段的使用也必须有一个限度,否则将会危及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只有舆论强制手段的使用比较具有现实性,而且在掌握尺度上也可松可紧易于操作。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老经验继续使用,“面子击溃战”在各种运动中均发挥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主要的方式无非是游行和批判大会,两种方式都服从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你在众人面前颜面无光,再也不能厚起脸皮搞偷偷“破坏”了。甚至在管理企业中,也完全放弃经济强制手段,一味地依赖舆论强制和批评教育。相比较而言,日本人较为注重舆论强制和经济强制手段相结合;而美国人则更加注重经济强制和司法强制并用。所以的工厂就明显存在一个管理手段缺乏的问题,作为派生问题,国企还存在对骨干和高层管理人员激励不足和监督不能落实的问题。在对企业领导人监督的问题上,有人说最愚蠢的资本家也好过最好的组织部长和人事局长。也许在企业和城市中,中国最终必须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向日本企业学习,采用经济强制和部分的司法强制手段,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即使中国企业窝在国内不出国门,也仍然不能避免外国企业的竞争,所以企业效率必须提高到西方企业的同一水平。

  其实不仅是,许多普通人也经常使用这一手段,笔者相信许多网友必定都吃过这样的亏。既有被老师逼着当众朗诵检讨书的,也有被同学或者同事散布家丑和流言的。所以连西方人都看得很清楚,“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于依赖法庭审判”。

  在八十年代,大陆实行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国内外经济现实上的强烈反差,使国人心理上空前失落,在对国外的富裕发达的无限羡慕之余,自然而然地认为美国日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从而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次全盘西化和自我否定的高潮。这是普通人最自然的一种看法:经济至上主义。

  除此以外,宋朝打不过蒙古人,是卢梭认定中华文明不行的主要原因。这是典型的“大拳头主义”。中国人中也有不少卢梭的信徒,近百年的屈辱历史,就是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主要起因之一。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孟德斯鸠,他曾经有机会和一个中国皇帝派到法国去的人,长谈了36小时,对他关心的最重大问题,亲自聆听中国人的看法,最终,他认为中国文化不行,不能产生或者跟上西方的潮流。这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即将兴起的时代,为资本主义立德立言的圣者,对中华文明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有着深刻的认识后所做的论断。应该说,中华文明中的道德主义、人本位、互谅互让,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立足点---物本位、竞争和契约主义、法纪至上和权力制衡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分野。孟氏并无偏颇之处,至少从他所站的立场和时代来说。直到今天还抱着孟氏的“远见卓识”不放的高人还有不少,柏杨就是其中比较蹩脚也比较出名的一个。

  实际上今天大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足,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或者说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碰到的精神障碍---国人公德心欠佳,仍然是中华文化受国人批评的三大主要方面。许多批评无不以西方为圭臬,言必称中外在某一方面的差距有多大,既有现实证据又有迫切精神。也许还是怀着爱国的初衷,不过最终都已经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绝好注脚。

  确实,对着现在西方的经济强势和军事霸权,回首从1840-1945的旧创,加上几十年来艰难的前进步伐,很难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情。别找出路的思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有样学样---全盘西化。看到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的进步,八十年代末期连“做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都上了大学的讲台。这和中国政府大力驳斥“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恰成鲜明的对照。

  西方文明已经走过了它高歌猛进的岁月。它遭遇到两个方面无可抵御的挑战:一方面是自然资源所能够容忍的发展极限,另一方面是对于人和物“谁才是目的”的质疑。正是在这两个关键方面,中国将会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保持老祖宗的宝贵遗产。这一条道路更接近的选择,而不是的选择。不过如果没有的大胆尝试,恐怕到今天也还难以看清中国走不通全盘西化的死路。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由于书中对第三世界的不合理贬斥,被抨击为新马尔萨斯主义。不过如果用来形容西方世界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所造成的自然资源难以为继的窘境倒是恰如其分。

  我个人相信,如果中国真的实现全盘西化,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前不久网上有人写了一篇《中国的东部防线》,受到大量的喝彩,其续篇写到要登陆美洲到古巴去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在1987年宣布,台湾已经在经济上从受栽培的状态下毕业,应该如实承认此文的作者已经在思维上完全毕业了,使用的是标准的一流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逻辑,如果要说他和那些著名的白人民兵(如克林顿、害母霍斯)有什么差别的话,他可以称为黄人民兵。如果真的出现他描述的场景上演的话,那不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灾难,还将是全人类的灾难。所幸的是在中国这样全盘西化的精英极为稀罕,简直是凤毛麟角。

  中国人独自背负全人类在先民时期的宝贵遗产---温和的现世的道德主义,走过数千年的漫漫征程,尤其是蹒跚走过最近的一百多年,受尽屈辱和苦痛。按照西方的强盗逻辑,我们祖先“失去”了许多称雄世界的机会,我们祖先很早就移民东南亚,我们直到今天也从未宣称是我们“发现亚洲”;我们先人曾七次下西洋,却不是开拓殖民之举;我们的祖先主张民本主义和“怀敌附远”,却没有大搞种族歧视和攻掠异邦人为奴隶。所以今天我们有足够的道德基础来揭穿“文明传播者”的无耻谰言;抨击“解放亚洲”的屁话。我们决不能功亏一篑,我们必须教会强盗做人,至少是先要放下屠刀,当然不是使用东郭先生那种无效方法。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了困难和曲折的,但我们决不轻易放弃,否则全人类的前途将会黯淡无光,这正是汤因比先生对中国人民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和悠关全人类的前途的大业,对这一前景我个人表示谨慎的乐观。

  展开全部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展开全部我认为:传统文化几千年不断,说明它有一定的存在的价值,虽然有糟粕但它都在不断的淘汰中进行了自我的选择,能存下来的大部分应该是精华。即使有的不适合了现代的环境,但若干年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它又会重新适应。

  而西方的文明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文明,实际上是中国过去淘汰的文化。现在又适应了新的环境,于是又变成了我们的老师,连他们自已也承认是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学来的。只不过中国人不用了,他们又用了。

  就如同一些落后地区被淘汰的文化风俗一样,他们已经忘记了,城里的人却开始热衷起来,反而成了新的潮流。

  中国人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聪明得人人自卫的地步,聪明得政府无法管理的地步,而外国人则还在我们的周朝时期。他们恨我们聪明,说我们不规范,不法制,实际上要我们都退到古代的愚民时期。

  也可能文明是要循环的,中国文化文明已经到了高峰颠峰期,那么也就只有跌下来,重新开始了。

  否则无路可走。学习洋人文化就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只不过是倒退,没能什么新意。

  究竟应该用哪些原则、从哪些方向去理解国学和整个中国文化?笔者以为这当属解疑国学及中国文化之惑的“纲”。笔者认为,中国文化整体或可喻为“一锅老汤”。如果能以对待“一锅老汤”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可以发现,许多文化方面的困惑将迎刃而解,许多争论也将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统一的平台。

  的确,如果“形象思维”一下,可以说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一锅已经煲了数千年的“老汤”——这锅“汤”,从久远的诸子百家时代便已经“开煲”,其“底料”中杂糅了儒释道墨等各家之说,佐以古今中外先贤智者之论,内中纲常礼教、阴阳八卦、厚黑谋略、魏晋风度、唐宋文章等诸般“味道”兼备;这锅“汤”,在“天朝大国”的集体荣耀时代曾无数次沸腾,在割地赔款国耻连连时分也曾一再被几乎扑灭了底火。不过,虽是历经波折,这锅“汤”数千年来却从未被彻底倾覆,薪尽火传,绵延至今。

  这锅“文化老汤”非常值得珍惜,因为其丰富的内涵、醇厚的味道正是中国文化魅力的坚实基础。在文化成为重要“软实力”的今天,应该进一步有效发挥这锅“老汤”的优势使中国文化得到更好传播,为经济发展助势。

  不过,在当今时代,中国文化这锅“老汤”也面临着诸多必须接受的新理念、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众所周知,但凡“老汤”都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重滋味不重营养;甚至,对经几十年上百年反复熬煮的老汤之健康性,存在着一定的疑虑和争议。其二,“同化”的能力极强,再新鲜的东西放进去,都会变成了老汤本身的滋味。其三,其种种复杂滋味究竟何来,不好解释;但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往往成为招牌,成了自傲的本钱。

  其一,“重滋味不重营养”的低效、低质文化概念和行为,在中国文化整体中存在仍然较多。譬如现在仍被一些人念念不忘、声言要发扬光大乃至申遗的“国粹”,于现今之意义委实寥寥,却偏偏有人乐此不疲。

  而且,如同对待“老汤”的态度一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多疑虑和争议。比如对儒学,有人认为这是强国的文化利器,是“一项更适合人类进化的文化选择”,现代社会应该重新接受儒家文化的启蒙,重新发现孔子的价值。但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儒家文化是误国的文化包袱,要承接和发展现代文明,“孔子的思想枷锁必须被打破”。是故,小到对儒学、对读经,大到对国学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有人不遗余力地添柴加火,有人则大泼冷水。

  虽然有些问题和争议本身一眼即可见其荒诞性,但要更好发挥传统文化“这锅老汤”的作用,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和争议的存在。

  其二,如“老汤”一样,中国文化亦有着巨大的同化力量——而这也正是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一点。应该承认,这种同化能力使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保持了相对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民族的观念和价值统一,但这种同化力量也易形成保守、迟滞、活力不足的一面。现在看来,对外来或内生的新的文化现象一味“同化”,很快便让其失去自身特色,这未必全是优点。从有利文化发展和丰富的角度出发,保持某些文化质素的新鲜、活力和营养,或亦有其进步意义。

  其三,如同中国人对“老汤”的说不清道不明一样,对许多文化现象及其内在逻辑、肌理等国人往往也缺乏解释能力,却偏偏又要以其“博大精深”作为招牌,作为自信的基础。作家曹文轩曾经写道:“假如说西方人有什么长处值得我们学习的话,其中一点就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一切都作出了高得不能再高的解释。……解释意识和解释能力的双重缺乏,使我们根本无法继承我们的遗产,也根本无法正视当下的实践。”可以说,这几句话点中了当前对中国文化理解和传播方面的软肋。我们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洋洋得意充满自信,不遗余力地赞美,然而对其“可解释之处”往往又很茫然。以己之昏昏,当然不可能使人昭昭,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注定很虚妄。

  有鉴于此,面对愈发激烈的文化竞争之势,对中国文化这锅“老汤”,我们应该细细品味,努力去理解去分析,真正搞清其价值所在,精华所系及糟粕所存,对其进行适度地改造,从而能让其能真正适应现代节奏,发挥更好的现实功用。到那时候,当前有关国学的一些争议,也便会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讨论出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中华文化的文化根基和主要的核心也是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在上古的时期,由黄帝等祖先在经过实践探索并在后代逐渐形成,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两大典籍之中,其一是黄帝内经其二是易经,这两部经典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其内涵所体现的主要是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其中黄帝内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医学方面和人体生命的养生方面,其内在的思想对中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在养生学方面,它主要对中国的人体生命科学的探索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对道家和医家气功的养生修炼起到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且,对后世形成气化论经络论等重大生命科学理论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另外,中国文化的内求方法学的形成跟这两大典籍也有直接的关系.

  天人整体观的思想,主要的体现就是讲求人和自然和社会的整体的共存共生的关系,讲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目前,我们国家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在我们现实社会的具体体现.

  易经做为中华文化的最古老的经典,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后来传到中国的佛家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的春秋和战国时代,先后出现了众多的文化先哲,其中就以老子,孔子等最具有代表性,而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都深受易经思想的影响.而老子和孔子在阐述天人整体观方面都分别在人和自然及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对天人整体观予以展开阐释.所以,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两面体,二者和而为一,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的代表.

  中华民族的文化因为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合和精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完全断绝它坚强的生命力.即使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遭受了100多年的历史耻辱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也是不可磨灭的.其实,也正是在遭受了100多年的耻辱的时候,中华文明和世界的文明进行了交融,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得以在历史的文化冲击中进行调整和重新的整合以及对中华文化进行继承发扬并再创新.虽然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所不愿意经受的磨难,历史也给了我们很深的伤痛,这些都是不能忘怀的,但是,历史也有其发展的规律和必然,一个民族有所付出就会有所回报,历史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向前进,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百年耻辱以后,文化的的融合将使中华文化更加成熟.未来的世界,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全球变暖,文化冲突,人口爆炸,能源危机,核战危险,水源短缺,等等,这些都跟人类跟自然和社会的不和谐所致,而中华文化的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和中华民族的合和精神都将会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开辟全新的有发展前景的思路.对解决世界性的各种危机都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做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文化方面具有极大的合和精神和极大的包容性,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永远向前发展的一种先进的文化体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做为中华文化的创始民族--汉族,曾经不只一次的被外族侵略和统治,但都没有使自己的文化灭亡,反而是统治汉族的其他外族被汉族的文化所同化,并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每一次的民族融合,都使中华文化更向前发展一步.这就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

  另外,因为中国的天人整体观的思想的影响,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医家等思想都将会成为人类研究生命科学领域的敲门砖,将会为未来人类的生命自由开辟新的思想观念.比如,在人体生命科学方面,中国的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将会用中国独特的内求方法学的方法来研究并开发人体的潜能,并使人的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类一旦达到这种境界,世界声的很多问题都会解决.当然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很长时间和过程.但这最起码是一个有希望的前进的方向.中国的古人,在上古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的人在探索研究人体生命的领域,但因为发展的观念和思想传播的限制,有很多的人还只限于独善其身,也有很多有成就的人,但是,因为人类对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缺乏认识和理解,暂时难以接受他们的这种成果,所以,在未来,中国文化还必须要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开发,对传统文化,不以现有的知识框架来加以区分和理解.这样,必将能够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找到另人惊喜的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真正要发掘的话,是需要很大的工程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些人,能够积极的投身其中,并勇于实践.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文化群体,什么样的文化群体,就产生什么样文化观念和思想,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就会主导这个文化群体的行为.当今世界,以西方为主的西方文化思想,所体现的就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文化大家作为文化的主要内涵,而对西方世界的的思想和观念影响最大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和生存竞争法则,以及现在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和人类本能的基础之上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本身就充满了残酷的竞争性和不和谐性.首先,残酷的竞争思想就意味着暴力和掠夺,这就是在近代历史上,为什么西方的国家在世界上扮演了掠夺者的不光彩的角色.其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人的本能和物质的基础之上的民主和自由,本能的东西跟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有就会产生暴力的竞争,现代的战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种竞争法则的具体体现.物质的基础,是吸引人类本能欲望的极大的诱惑,世界的物质是有限的,象能源,水,等等,这些物质的基础一旦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的时候,人类的自相残杀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谈不上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所以,西方的这些思想和理念已经使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在目前,按西方的这些思想和观念又不能解决问题,比如,现在的美国,在世界上就是,他们到处发动战争,想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得本过的战略利益,但是,事物发展都是有其平衡的规律的,美国因为违反了这个规律,所以美国在世界上就,越被动.最终将走进死胡同.

  因此,我们中华文化,在这个方面将能够给整个人类开创一个全新的发展观.这点就是一个重大的启迪.

  在未来,中华文化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也将是不可限量的,首先,中华文明的天人整体观的思想,就可以让世界变的更加和谐.其次,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发展将有可能促进世界各个民族的大团结,促进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其三,是中华文化将有可能在人类生命科学领域里,摘得桂冠.解决人类生命自由发展的难题.其四,是中华文化将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世界文化的先进文化,并成为人类文化的领头者.

  这是我对中华文化的一点认识和理解,有些东西还可以在展开,但限于篇幅,多不赘述,只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学些中国文化,都实践,这样自然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了.

  1,传统文化在继承的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国际和国内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并要高屋建瓴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创新并能代表世界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2,在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要结合当代西方的优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发掘,并要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

  3,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时候,要善于去粗取精,并在继承和发扬的同时坚决的同社会上的低俗文化做斗争,决不能让低俗的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并影响人民的思想.

  4,在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要对社会上的具有文化性质的社会单位和个体进行规范,坚决对低俗文化进行治理,并以高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做引导.

  5,政府要在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过程中起到主导的作用,并成立专门的分门别类的文化研究机构,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予以继承并发扬.

  6,允许文化界的百家争鸣,进行有意义的学术讨论,鼓励文化的积极创新,对优秀的文化创新成果进行推广.

  7,积极开展国内,国外的各种文化交流,并同时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在国内和国外对普通的大众进行推广.

  8,政府鼓励民间的文化团体和机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推广,但要予以积极的沟通和引导.

  文化的魅力和作用,是具有可以对人思想和观念进行改造力量。文化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整体观”和“和合”的思想及理念,是中国人不具侵犯世界发动战争的文化根源所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以及兵家思想,无不体现“天人整体观”和“和合”的思维,因此,在21世纪,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化的向外输出,把中华文明的文化理念向世界推广,并化育世界上的未开化的人民,以及通过文化的交流,同西方的文化相互的融合,促进世界文化的大融合,从而对产生世界性的先进文化都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文化向外输出的过程,会逐渐的加强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认识和理解了,世界上对中国的误解就会减少,这样对中国在世界上 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都会有帮助。这样的话,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会有希望了。

  中国的文化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佛家是舶来品,但是这个舶来品已经被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给同化了,因此你会发现,佛家也谈儒家的观点和道家的观点,用这两家的观点来证明佛家的观点和中国的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观念的一致性,只不过儒道佛各家所谈的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谈的而已。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就是一种儒道佛三家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相得益彰,相互还有矛盾还有支持,在矛盾和相互的支持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历史上,这三家也是不断地进行争斗,但是,谁也没有把谁给灭了,反而到了现代呈现出了儒道佛三家相融的趋势。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发展的现象。

  中华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外族所同化,反而把外族的统治者给同化了。但是,在历史朝代的更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导致了文化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成为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进而中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失去了文化的根本意义。特别是到了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把中华文化在中国进行了僵化的运用,如“八股文”、“文字狱”以及“不谈国事”等等政治的一些运用等等,致使到了近代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形成了批驳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潮,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的政治原因导致的中华文化的没落,一方面因为中国要想向西方世界学习先进的科技及文化。所以就一棒子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的东西也被连洗澡水一起泼掉了!中华传统文化,成了当时那个历史时代的牺牲品!倒是中国建国以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有使当时的中华文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甚至当时出现了“批林批孔”的名词,把批和批孔子放到一起。成为了一段历史的黑色幽默。

  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建立了国家,是得益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前提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是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运用了东方的智慧的同时结合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建成的新中国。这里首先应该确立的就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身上都具有很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只是在建国的初期,国家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摸到门路,才走了一些弯路。时至今日,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的历史价值和世界的价值,所以,才有了政府向世界推广“孔子学院”以及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就必须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基因里面去挖掘和寻找力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历史上很少有侵略其他国家的例子,(当然,在历史上民族融和过程中的相互的战争是不算的)中国在古代的时候,讲求国家的同志的过程中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这也是之所以提出,中国在世界上永远不称霸的文化渊源。在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好几个朝代都是被外族统治的,但是,尽管如此,外族的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让中华的文明从此在世界上中断,反而使外族的统治者因此而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如南北朝时大批的鲜卑族汉化,以及元朝的蒙族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而因此的改变。清朝的满族人更甚,因为他们全部融入了汉文化的里面,因而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化,最终致使他们的民族淹没于中华民族的里面,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些,都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前段时间,在和讯网上,看到有人质疑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说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500年,在3500年以前都是神化史。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是不时五千年,只要从现在算起,你的民族的文化还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即使是3500的文字历史,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文化魅力,这个文化的魅力可以对世界的文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够了。

  中国政府,现在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只有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里面去发掘并结合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的发展,才有可能使中华文明实现伟大的复兴。从网络上以及目前的整个学术界来看,中华文明的历史魅力正在世界上如火如荼的展开,比如中国的《易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在世界上就形成了世界性的研究机构,很多的人在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经典。还有,目前在电视上,“百家讲坛”的栏目,很多的学者都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近风靡一时的于丹教授在以“我读经典”为题目的里面所讲的“庄子”和“论语”就受到了国人的极大认可和推崇。这说明国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很热爱的,在加上于丹教授的这种创新性的发扬,使大家进一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亲近的认识和理解。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这个时代复兴的一种现象的体现。

  当然,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在这个方面要以行政和法制的手段进行规范,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社会的的人们都能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从个人做起,把对中华文明的复兴的责任担当起来,虽然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意识,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有希望了。因此,我在这里呼吁所有的爱国的同胞,都能以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从自身做起,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去。在实际的行动中去改变社会,改变世界吧!

  展开全部在中国,吉祥符号、图案似乎很不起眼,但却无处不在,无人不用。吉祥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像水之于鱼,天空之于鸟,空气之于人。似乎没有人说得清,中国的吉祥文化产生于何时,源自哪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当人有了追求幸福、美好、平安的愿望时,它们便被创造出来。而且是通过各种手段和形式,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了解了吉祥文化,也就了解了中国文化、中国人很重要的一面。

  “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这是天津杨柳青印木版年画的老艺人曾经流传的口诀。对年画有如此的要求,是因为年画不仅仅是用来看画儿,还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过春节时必不可少之物:院门有门神,家门有财神,堂屋有中堂,墙上有墙画,床上有床画,灶上有灶王爷的画,甚至牛廊马厩都不能落下。年画如此铺天盖地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年画是喜庆、吉祥之物,能给年带来好兆头。除了年画,还有红春联、红灯笼、红鞭炮、红衣裙、红窗花、红福字等等,到处一片红火,把年烘托得热热闹闹,让人感到欢欢喜喜。

  其实细想一下,吉祥文化岂止只在过年时。老百姓的春种夏收、娶妻生子、祝寿延年、开市营业、科考应试、提拔晋职、乔迁新居等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都包含有吉祥文化。近年,它还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活动、仪式上。比如在南京举办的中国第十届全运会的吉祥物“金麟”,是一只金麒麟,既是古都“金陵”的谐音,同时也是传统吉祥物麒麟。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虽然采用的是中国印,但仍然使用了吉祥色中国红。而2008年奥运会的一组吉祥物福娃更与传统吉祥符号有密切关联。

  中国社会这种浓厚的吉祥观,可谓是鲜明的中国特色。为什么中国人的吉祥观特别强烈?为什么“鹿”、“蝙蝠”、“牡丹”、“大象”等等、从动物、植物到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甚至语言文字之类,都可以成为吉祥符号?为什么有不少传统文化已渐渐消失抑或死亡,而吉祥文化却从未衰退甚至还有新发展?多年来我徜徉在民间文化的海洋里,常常会思考这些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有的似乎可以解答,有的也许未必。

  吉祥,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吉利”与“祥和”。古人云,所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说文》中说:“吉,善也”;“祥,福也”。说白了,吉祥就是好兆头,就是凡事顺心、如意、美满。因此古往今来,没有人不追求吉祥。趋吉避害,人皆有此心。而吉祥符号、吉祥物、吉祥图案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借以传达心声的道具。

  其实灯笼、绳子、鞭炮之类的东西本是客观之物,它们与水、电、火之类一样,都是没有是非善恶的物质,怎么就有了吉祥之意?我们不妨来探究一下。

  众所周知,“中国结”是近几年非常时兴之物,很多人把它作为礼物赠送。其实从绳结的角度看,类似的东西早就存在,只不过不叫“中国结”。例如女孩儿头发上系的蝴蝶结,中式服装用的盘扣,都是结的一种。结与吉祥有何关联?用绳子就必定要打结,在文字出现之前,古人要记录某些值得纪念的事情就以“结绳记事”,并且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后来,古人喜用锦带绾成连环回文式的结子,来表达相爱的情愫,并取了个美妙的名字叫“同心结”。梁武帝诗词有云:“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唐代温庭筠《织锦词》云:“锦中百结皆同心,蕊乱云盘相问深。”唐代教坊乐曲竟有《同心结》这一词牌名,看来当时的人比现代人还要罗曼蒂克,用结表达同心的情感与愿望。

  结是什么?《说文》说“以两绳相勾连也”。看来问题的本质就在这里,“相勾连”,也就是结在一起永不分开。那么但凡希望某种关系永不分开、中断,就都会联想到“结”。比如两人相好定终身称“结发夫妻”、两国友好称“结盟”,还有“团结”、“结婚”、“谊结同心”等等,概出此意。

  一根可以随意弯曲的线绳,捋直了就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间断,来路清晰,缠来绕去,自始至终环环相扣、顺理成章、连绵不断,这不正是生命应有的图像吗?周而复始,同心永结,永不中断。对于追求生命无限延长的人类而言,这样的意象自然极其美好。所以由一根绳子编结出来的图形,都有了吉祥的含义,比如盘长。其实盘长就是中国结的俗称。小时候姑姑教我用一笔画“盘长”,姑姑说盘长又叫“盘肠”,像盘起的肠子,但这个称呼不吉利,所以改叫“盘长”。盘长有8个环节,所以又叫“八结”,“结”与“吉”谐音,故又叫“八吉”。佛教法物有“八吉祥”,都是所佩戴,其中也有盘长,并附会说“盘长,佛说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谓”。其实盘长的花样相当丰富,可衍生出万代盘长、百吉盘长、四合盘长、梅花盘长等等。

  在陕北,窑洞的门窗称“窗格格”,上面的装饰有“羊盘长”、“蛇抱十颗蛋”。这“蛇抱十颗蛋”就是盘长纹,因其线条走势颇似一条蜿蜒缠绕的蛇,中间的10个空白处就是十颗蛋。而且不管窗格格的外形如何,都有严格的中心点,这个窗心陕北人认为是人的“心窝窝”,不能用铁钉钉,他们说“人不能钉心,钉心会死的”。陕北秧歌又叫“阳歌”,而脚底下走秧歌的脚印连起来竟也是各式各样的盘长图,所以有专家叫它阳歌、阳图。与此类似的还有陕北转九曲,又叫转灯场,它的轨迹类似迷魂阵,有些走的也是盘长图。

  类似于盘长这样因为其意象美好而成为吉祥符号的在中国有很多,如方胜、如意、元宝、寿字、龟背、喜字、八卦、古钱、银锭、万字等等,数不胜数,并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释迦牟尼胸前的万字,称“瑞相”,佛经译为“吉祥海云相”,这是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唐代慧范《华严音义》称万字“谓吉祥万德之所集也”。其实远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饰有不少连贯的万字。在民间,老百姓习惯称之为“喜相逢”、“推磨式”、“万字流水”、“万字不断头”,并创造了无数生生不息、回旋不断的吉祥图案。

  由一根直线演绎成吉祥符号,其间的过程如此有趣又合情合理。透过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什么?应该是这个民族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将万物与美好都勾连在一块儿的联想力吧。其实何止于此,在创造各种吉祥符号时,中国人将比喻、比拟、隐喻、暗示、谐音、象征、借用、双关等等手法运用得是如鱼得水,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象征的手法各民族皆有,但似乎没有中国来得丰富、普及和深奥。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有一头挺身崛起、劲头十足的公牛塑像,据说象征股市的“牛市”,也就是涨市。牛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就是个吉祥物,不过中国银行的门前左右却是两头狮子。在中国,狮子与钱无关,却与威严、权贵有关。这很有趣,掌管金钱、金融的机构如果门前摆放的是财神爷,似乎更合适,而安放狮子,其意味就大不相同了。

  在中国古代,有太师、少师这样的职位,他们分别是辅佐皇帝、太子的大官,官位显赫,官高禄厚。因为“狮”与“师”谐音,狮子也就与官爵相连。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常有画了一大一小两只红狮子的帽筒,帽筒是以前用来放官帽的,“大”与“太”、“小”与“少”音相近,大小两只狮子又叫“太狮少狮”,也就是“太师少师”,那么这种帽筒也就成为象征富贵和权势的吉祥物。

  狮子不仅仅与加官晋爵有关,在陕北,更多的与镇宅祈福有关。在神木的栏杆堡不仅狮子多,雕刻狮子的石匠、安放狮子的“平事”即阴阳先生也多。狮子的造型五花八门:有回头狮子、直面狮子、村头狮、山头狮、墙头狮、大门狮及炕头狮。用哪一种造型也很有讲究,因为窑洞面对的方向不易调整,那么就用狮子来破解。比方窑洞正北面向壬字、癸字,坐字没有子字,那么就将狮子做成回头状,用来疗破补救,才能保平安;如果窑洞面向石崖,狮子就要雕成直头,为震威狮子。安放狮子时,还要将震邪之物用黄纸包好,以黑字书写吉语,点上朱砂,于狮子座下。震物包括十二味精药和七种名香,十二味药是避殃砂、鬼见愁、鬼箭草、雄黄、砂根、细心、远志等;七种名香是丁香、沉香、藿香、木香、檀香、安息香、金香。放好震物后还要念安狮符咒、元始安震咒。至于陕北窑洞旁的狮子拴马桩、炕头的拴娃狮子更是千姿百态,随心所欲。

  自然中的狮子、老虎虽然一般人不常见,其习性却为人所知,因此其威猛凶悍便成为人们将它作为趋吉避凶的吉祥物的一个因素。小时候我就曾听爷爷说,人若随身带一块虎骨可以避邪。这就是一种借用的手法了。借用的手法不仅用于现实存在的动物,而且还会被用于传说、想象中的动物身上。比如古代神话故事中的神兽麒麟。

  麒麟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动物。它有鹿身、牛尾、马蹄、鱼鳞。而这四样动物皆为中国人的崇拜物或吉祥物。有人说,把自己珍爱的动物的优点集中在麒麟这一幻想出来的动物身上,说明了中国人“集美”的思想和心中强烈的愿望。麒麟为传说中的仁兽,性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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